苏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编辑:凯恩/2018-10-26 22:37

  创新社会基层治理模式

  活跃在各个网格里的巡查员也成联动中心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将社会基凤凰娱乐(fh03.cc)层管理中疑难问题,在网格当中提前消化与处置,变被动为主动。目前,吴中区共划分942个基础网格,配备了325名网格巡查员。今年上半年,联动中心共接报各类有效工单超过17万件,处置结案率达95%。

  据介绍,社会综合治理网格化大联动机制,已经在苏州实现了大市范围全覆盖。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共有9600多名网格长、9300多名专职网格员、6.3万多名兼职网格员,这批人全部沉入基层网格,提供组团式服务。网格化联动机制的推进,改进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社区服务更加趋向精细化,基层各方形成合力,让以往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群众对基层治理的效果越发满意。

  加强防控体系统筹规划,建设“警务大脑”,是三年行动计划中2018年的重点工作之一,苏州公安依托转弯枪、激光眩目枪、排爆机器人等高科技设备,落实大数据战略,实现以机器换人力、以智能增效能,最大限度释放警力,提高公安核心战斗力。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苏州市食药监部门负责人说,当前,幸福感、获得感成了百姓关注的高频词,而人们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前提是安全感,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保障。当前,苏州正组织开展食用农产品、食用农产品采购索证索票、小作坊食品、单位食堂、网络订餐、含铝食品、小餐饮、食品保健食品宣传等11个专项整治行动,落实三年行动计划中的食品安全措施。

  7月8日,大型系列访谈节目《学习新思想发展高质量新时代改革再出发——解读“十二项三年行动计划”》录制现场,苏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俞杏楠率苏州市综治办、公安局、民政局、食药监局、金融办、邮政管理局、消防支队等单位、部门负责人,与市民代表展开对话,深入解读苏州正在实施的《社会治理创新三年行动计划》。

  “小网格,发挥了大作用!”对话现场,吴中区社会综合治理联动中心二级网格长蔡晓学说,推行网格化大联动机制,对基层社会治理确实带来了新变化。联动中心可以整合多部门凤凰彩票(fh03.cc)的职能,高效解决百姓反映的各类问题,真正实现一个“平台”对内联动、一条“热线”向外服务。

  作为新兴业态,快递业正与千家万户有着关联,与此同时,行业乱象丛生,为人诟病。苏州市邮政管理局负责人就此给出了三年行动计划中加强寄递渠道综合治理工作的相关举措,就“实名制”寄递与保护市民个人信息安全等问题,进行解答。

  巡防工作是维护社会平安稳定的基本手段,也是推动公安警务机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2020年,苏州要打造一套完善的动态巡防新格局,让每一个苏州市民都能感受到24小时360度全时空的安全保障。

  深度构建社会平安网

  网格化联动

  “男生占77%,女生占23%;最大68岁,最小18岁……”对话当天,所有人员进场时,架设在苏州广电总台演播室门口的人脸识别系统就开始了信息采集工作,经过大数据分析,现场观众的男女比例、年龄分析,以及全场年龄最大、最小观众等信息一目了然,让观众对苏州正在打造的智慧警务,一下子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高科技加持

  “人多凤凰娱乐(fh03.cc)、事多、警力少。”苏州市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缪文学说,截至2017年底,苏州常住人口1068万,全市110接处警量489万起,机动车保有量355万辆,相对应的公安民警只有1.3万名,辅警4.2万名。“只有通过技术、机制和服务创新等创新举措,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做法,高起点、全方位谋划全市巡防体系。凭借全市65万个探头,打造‘车过留痕、人过留影’全市域、全天候、全流程的治安防控系统。”

  多方合力维护公共安全

  法治化保障

  今年2月底,苏州市印发《勇当“两个标杆”落实“四个突出”建设“四个名城”十二项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涵盖了产业、科技、教育、卫生、生态、交通等十二个方面。其中,《社会治理创新三年行动计划》涉及8大体系、31个重点任务、50个责任清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通过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体系,探索实践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苏州特点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之路,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俞杏楠表示,三年行动计划是苏州社会治理创新的任务书,不仅给出了“时间表”,还绘制了“路线图”。各项工作正以清单式项目化有序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未来还将引进更多智慧,为苏州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维护公共安全离不开法治保障。三年行动计划强调用法治化保障公共安全,一是运用法治思维,构建社会行为有预期、管理过程公开、责任界定明晰的公共安全制度体系,让制度成为公共安全的硬约束和自觉行动;二是运用法治方式,把公共安全难题转化为执法司法问题加以解决,提升制度执行力,提高公共安全工作法治化水平。